多味棒棒糖

丁西林，物理学家、戏剧家。曾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设计新的可逆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值；研究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及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主持创办南京地磁台；晚年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９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初入小学读书成绩优异。１９１０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１９１３年毕业。翌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１９１９年获理科硕士学位。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宗旨，不拘一格延聘国内外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到校执教。丁西林即于１９１９年回国，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理预科主任，尔后又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任物理系主任期间，仿效蔡元培校长，极力延聘优秀人才到系执教，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
中国剧作家、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燮林，字巽甫。1893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1913年毕业于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抗战开始后，随研究所西迁昆明。1940年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携眷逃出，在广州遭汪伪软禁。汪伪政府曾约请他去南京任职和中山大学任教，均遭拒绝。后化装逃出广州。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初辞去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赴山东大学任教。1948年曾去台湾大学任理学院院长职务5个月。9月仍回山东大学执教。1949年9月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1974年4月4日逝世。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戏剧、小说名著。归国后从事业余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致力于喜剧创作的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丁西林发表的剧作共10部：《一只马蜂》(1923)、《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根据叔本华同名小说改编，1925)、《压迫》(1926)、《瞎了一只眼》(1927)、《北京的空气》(1930)、《三块钱国币》(1939)、《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妙峰山》(1940)、《孟丽君》 (1961)。其中7部是独摹剧。丁西林生前未发表的《干杯》和《智取生辰纲》已一并收入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杜出版的《丁西林戏剧集》。
丁西林的喜剧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一只马蜂》、《压迫》和《三块钱国币》中。  
《一只马蜂》写的是有封建思想的吉母，干涉儿子的婚姻自由，又想把一位余小姐说与侄儿为妻。岂料儿子早已与余小姐相爱，当他们接吻被吉母撞见后，就戏弄地说：“喔，一只马蜂”，以蒙混吉母。此剧发表后，许多大学曾演出。1926年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公演，赵太侔导演。
《压迫》反映的是大城市一些房东普遍不招单身房客的现象。剧中写一个男房客交了房钱之后，房东太太却以无家眷不租为由要赶走男房客。此时又来了一个单身女房客要租房，于是二人假称夫妻租下了房子。此剧于 1926年6月5日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首演于北京，余上沅导演。
《三块钱国币》的剧情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外省逃难来的吴太太，因女仆打破一只花瓶，强行索赔三块钱国币。此事激起流亡学生杨长雄的不平，争持不下。杨某愤而将吴的另一只花瓶掷碎，同时递上三块钱国币。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他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丁西林写喜剧，使用的是一种细腻的分析的笔法，而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如《一只马蜂》写余小姐的谎言、《压迫》写房客的计谋、《三块钱国币》写吴太太的无理要求。丁西林喜剧所展现的是人物之间各种喜剧性矛盾关系和他们不同的喜剧性格。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还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了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丁西林喜剧的语言，也以幽默俏皮为人称道，对喜剧技巧的运用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丁西林的剧作绝大部分都曾被搬上舞台，尤其他的独幕喜剧，堪称喜剧领域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了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成果。
西林（1893～1974）江苏泰兴人，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卓有成就的戏剧家。 一伙年轻的戏剧爱好者去赴名震剧坛的丁西林先生的茶会。他们一路上直担心，不知道丁先生的客室有多大，方容得下这十来位喜欢演剧的好动的客人。谁知道按着门牌找去，却在“陈列的尽是仪器的大实验室”中见到了这位戏剧前辈。 那是1940年的一天，丁西林的正式身份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他的工作，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中；而戏剧，十几年来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然而仅凭这个业余爱好，丁西林就成了“独幕剧圣手”、“中国现代第一位喜剧大师”。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称：“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他出现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初期，可是从起笔就达到了高水准，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 丁西林早年留学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同时对萧伯纳等人的戏剧非常着迷。1920年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后来担任北大物理系主任。1927年，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直至1948年，其间曾三次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一统筹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位。
　1923年，物理学家的处女作独幕剧《一只马蜂》问世。剧本机智的对话、幽默的风格一时脍炙人口，广泛上演。时人评论：“在‘五四’以后不久，看到好几种初期的通俗剧和闹剧，浅显易晓，忽然看到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便觉得突出同侪，耳目为之一新。”甚至有人拿其中的主人公吉先生，同“鲁迅氏所描写的阿Q”相提并论，认为“艺术手段是同样的高妙”。
来拜访的那伙年轻人，从发表的那些喜剧作品里去设想和寻觅这位作者时，也许会把丁先生猜成是修长的身躯，活泼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时而会爆发出一两句轻松的使你发笑，时而又会溜送出一两句隽永的使你回味，总之，该是位非常风趣的人。孰料，恰巧相反，我们的丁西林先生是矮矮胖胖的身材，一派严肃的神态，俨然一位老成长者的风范，实实在在是位冷静的学者。
年轻人和丁西林聊起来，于是顺理成章，正像是物理学似的，丁先生所要求于演员之演技的是清淡、平易，循着生活的自然法则进行。近8年来，这位著名的戏剧家只看过5场戏，结果就给年轻的演员们下了一个总结———过火。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他不喜欢夸张，因为喜剧的笑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应是“会心的微笑”。所以他一贯地走着那条清淡的路子，他的喜剧全都选取最朴素、最微妙的一点，来揭示人生的真谛。“喜剧而不夸张，这不仅是技术的炉火纯青，且是作者生活态度与世事观照的深静”。 他的《北京的空气》，不曾渲染北京的富丽相，也不曾涉露北京的暗涩面，可是却生动地把活在那氛围里的人们圆滑的心态完全表达了。写得那样清淡，只觉得就像北京的空气，原本就是那么无所谓地摸不着边际。人们不由得感叹：“据说陈年的花雕，其醇是甚至于没有酒味的。” 评论者提醒我们，丁西林剧中没有我们熟悉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只有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丁西林是个妙人。他的短剧《酒后》是在两个朋友的极力怂恿下，根据另一个朋友的小说写出来的。于是他昭告读者：你们若是喜欢这剧，应该将赞许都送给小说的著者；若是不满意，那———那只好归咎于我的那两位朋友———因为是他们要我写的。
像是文人在游戏文字。然而看看他的名剧《妙峰山》题辞：“献给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
好一派严肃与庄重，毕竟是研究员、所长、总干事、物理学家。
 谈起近代中国的物理学研究，不能不讲到丁西林，谈起近代中国的戏剧创作来，也不能不提到丁西林。而在物理与戏剧这看似无关的两者间，丁西林所充当的都是“马前卒”的角色。 
1893年，丁西林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的黄桥镇，他早年留学海外，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在那里攻读物理学和数学，先后获得理科学士、硕士学位，随后在伦敦大学做物理研究工作；其间，他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了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1920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感召下，丁西林回到祖国，受聘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于1926年当选为该系主任；1928年，由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官方物理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即今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任所长、研究员，直至抗战胜利；其间还与梅贻琦、吴有训、萨本栋等一同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他还主持创办了南京紫金山地磁台；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直至晚年还悉心研究“地图四色问题”。由此看来，将他列入物理学家的范畴是绝无不当的。 
1860年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肆意侵略，让这头“千年睡狮”激奋怒狂，人们开始觉醒，逐渐接受各种外来的进步思想，企图找到自强之路。进入20世纪，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火，为大批迷茫中的年轻人点燃了希望。他们渴望出现新的文化形式来改变被封建思想束缚的落后文化。而话剧，这种刚刚传入中国，以其鲜明的舞台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艺表现形式，成为当时进步人士推崇的有力武器，被誉为“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就在这时，丁西林，这位从小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又在英国度过其青年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余，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诙谐犀利的文笔，很快投入到戏剧创作之中，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1923年，他的处女作《一只马蜂》问世，这是部只有一幕的喜剧作品。剧中描写了一位满脑子传统婚姻观念的老太太一心要为子女包办婚事，而他的儿子却在其眼皮子底下与自己私下结识的心上人用只有两个人才能明白的言语谈恋爱，而老太太却丝毫没能察觉，当他们偷偷接吻被老太太撞见时，慌忙以“哦，一只马蜂”来搪塞，取得了自由恋爱的胜利。此剧一出，即震动了当时的话剧界，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学里纷纷上演。 
 此后，丁西林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192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压迫》问世。《压迫》也是一出独幕喜剧，这幕戏的名字叫“压迫”，其内容自然也就是“压迫与反压迫”，但这么严肃的问题，丁西林是靠什么方式表达的呢？剧中出场的人物只有五位：房东太太、老妈子、男房客、女房客和巡警。剧情也是简单：大城市的房主普遍不招单身房客，而一个单身男房客在交了房钱之后，房东太太却以无家眷为由要赶走他。此时又来了一个单身女房客要租房，于是二人便假称夫妻，上演了一幕夫妻吵架，丈夫出走，夫妇团圆的闹剧，才将房屋租下。剧中人物的小小胜利，在丁西林看来，这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借剧中女房客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的人，受了有产阶级的压迫，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联合起来不但可以推翻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大抵都是可以推翻的。 
 抗战爆发后，丁西林一面将他一手创建的物理研究所及附属工厂迁至昆明、桂林等地，一面从事他所钟爱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即便如此，他的代表作之一《三块钱国币》依然在此间问世了。这又是一场“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从外省逃难到“大后方”来的吴太太因女仆李嫂打碎一只花瓶，强行索赔三块钱国币。此事激起同院居住的流亡学生杨长雄的不平，义愤填膺地和吴太太理论。理屈词穷后，吴太太露出其泼妇骂街的本色，杨长雄忍无可忍，把吴的另一只花瓶当场摔碎，并摸出三块钱国币，结束了这场争斗。全剧结构布局巧妙，首先，序幕在吴太太絮絮的唠叨声中拉开，结尾以大学生出乎观众意料的举动干净利落地嘎然而止。其间的言语较量又是一波三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据理力争，活脱刻画出吴太太的自私与尖刻，大学生的正直与可爱。李健吾先生曾拍案评价道：“《三块钱国币》是‘五四’以来，老作家丁西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出独幕好戏……而且是话剧方面有数喜剧中的最好一个。” 
   丁西林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的戏剧作品。其早期的作品除以上这三幕外，还有《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的空气》、《瞎了一只眼》、《妙峰山》等。解放后，又创作了歌舞剧《雷锋塔》、《胡凤蓬与田玉川》、《牛郎织女》、《老鼠过街》，以及话剧《孟丽君》、《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干杯》等。在这些作品中，还是以他早期的喜剧作品和独幕剧最富特色。 
  直到现在，许多所谓的文人也都这么认为：但凡真正的戏剧大师是要写悲剧的，而以大团圆结尾的喜剧大都是糊弄乡下人的东西，难登大雅之堂。因而，在二十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所上演的大都是“黑奴吁天录”、“罗密欧与朱莉叶”、“茶花女”这类的悲剧，对于喜剧，那时的文人似乎对其嗤之以鼻。而丁西林选择了喜剧。他的喜剧是绝对的幽默，但在人们笑声过后，往往留在心里的是悲愤、是无奈，甚至对剧中人物暂时性的胜利所发自内心的一笑，也是酸涩的。然而，丁西林的喜剧又绝不同于黑色幽默，它是积极的，催人奋进的。他使你感到自己被一个黑暗的世界所束缚、所愚弄，从而急切地盼望伸伸腰、踹踹腿，以至于挣脱那早已被锈蚀的枷锁。 
 在丁西林的戏剧中，主人公往往是小市民、小职员、小业主，至多是个中产阶级。这和一些人心目中的大剧作家必写那些篇目浩繁的历史剧、英雄史诗剧是不同的。他所描绘的情节也无非是摔花瓶、租房子这些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丁西林认为，喜剧应“从那最平淡的事件里反映出真实”。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物理学家所特有的。牛顿是看见苹果落地，才发现万有引力的，而瓦特则是看到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才发明出蒸汽机。这些小事情所引发的伟大发现足以改变人类未来的运。自古以来，许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都只属于那些在生活中极具细心、耐心的有人。丁西林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在费尽心机、东奔西走地筹备我国第一个物理研所、物理学会之余，甚至还能知道当时市面上“白米卖到六十块钱一担，猪肉一块五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一毛钱一盒洋火”，而把它们巧妙地运用到我国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去，表现出一个自然科学家对生活是何等的热爱！ 
  丁西林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对业余时间从事戏剧创作，向来都被视作爱好和“玩票”。但在当时，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对他的这一爱好并不赞许，甚至责备其“不务正业”，但丁西林并不这样看。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他的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始终能够苦苦支撑，成功地组织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而他的戏剧，也能不失时机地发表出来。丁西林还是位博学的人，1935年，他对中国传统乐器——笛子进行了改革，创制出音域更为宽广的十一孔“新笛”；1954年，鉴于他早年对汉字改革的研究，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指导汉字简化方案的编写，他提出的“笔形查字法”，现在已被“计算机中文信息笔形编码法”所吸收，大家熟知的五笔字形口诀中的一句“木丁西”，即为纪念他在文字改革方面的贡献；建国初期，他担任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在科普、文献等方面有所贡献；他还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曾出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称他为“多面手”。 
  读书人视知识渊博为美，这是中国人良好的传统观念。渊是为深，博则为广，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孤立出某一领域来看问题只能走进狭巷。历史上，许多灿若星辰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本身往往也不限于一个学科的研究，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以外，往往还是文学、思想、政治方面的学术大家，他们以其一生的成就告诉我们：科学与文化之间不仅是相通的，如果运用得当，还能相互促进。从丁西林的一生来看，他所成就的事业，就是科学思想与文艺思想互通共进的结晶，这在崇尚学科交叉、发展多元文化的今天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